日前，河北省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引起社会极大震动的“霸州枪杀案”作出一审判决，此案元凶杜书贵枪杀无辜，罪责难逃，被判处死刑。本栏特邀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教研室宋浩波教授，从心理学角度对此案进行剖析——
杜书贵杀人案件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，正如公安部领导所说：“是其特权思想膨胀的结果。”“特权思想”是封建社会的遗毒，属于观念形态和心理范畴，对其进行分析和审视，对于吸取教训和警示他人很有必要。
按照犯罪学理论，此案类型属于“激情犯罪”，即犯罪主体在受到猛烈刺激或遭到挫伤之后，由强烈的愤怒情绪而激发出的报复性行为。
人的情绪状态一般可分为两种：心境和激情。心境是有组织的微弱持久的情绪状态，其产生的动机是理智，它与犯罪无关，激情则是短暂的和暴发式的情绪状态。激情发作时人的认识范围缩小，甚至感知觉扭曲，自控力下降，通常表现为无组织、混乱或瓦解状态。激情有“积极”和“消极”之分，积极的激情与犯罪无关，受其动机支配所产生的行为一般都是正义的，对社会有益的，如见义勇为等。消极的激情则不然，受其动机支配所产生的行为大多是自私的、破坏性的，实施这些行为可造成危害社会、危害他人、危害自身的恶性后果。杜书贵开枪杀人就属于“消极”激情的产物———“激情犯罪”。
“激情犯罪”在西方犯罪学中往往被看作是挫折攻击型的犯罪。其含义是指人在受到强烈刺激和挫折后，由于情绪的异常激动而产生行为的异常冲动，在发生难以控制的暴烈行为时不计后果也不择手段。“激情犯罪”的心理基础是性格粗野、缺乏修养。案犯杜书贵除了具备“激情犯罪”的心理基础之外，还具有极度膨胀的“特权思想”。
“特权思想”的形成是有其社会根源的，是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的遗毒，“官大一品压死人”的思想意识贻害无穷。杜书贵虽然身为公安干警，受到党和政府长期的培养教育，但由于他对自身缺乏正确的认识，拒绝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，把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以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了自己的特权，自视高人一等，百姓要听从他的，遇事须对他礼上三分，否则就是对他的不恭和冒犯，就该受到责罚。于是，他超车未果便萌生杀心，草菅人命。同时，长期的特权思想促使杜书贵滋长了恶性膨胀的权欲感和权威感。当纠纷发生时，他决不能在别人面前，尤其是不能在自己的妻、儿面前丢了“面子”、失了“威风”，这对他来说是根本无法容忍的事情。这也是杜书贵开枪杀人的又一直接心理原因。另外，杜书贵自恃有枪而不可一世。在他看来，“枪”是具有杀伤力和威慑作用的武器，群众理应怕枪，若是不理会枪的存在，就是对他的“蔑视”与“侮辱”，不予惩戒就难以保住自己的“面子”和“权威”，这是杜书贵犯罪的又一动因。
案件发生之后，杜的心理上不可能没有恐惧感，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，逃脱法律的制裁，他必然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。于是，在看守所里面对记者的提问时，他矢口否认自己是故意杀人，以此开脱罪责。这些行为充分表现出他面对此案严重后果的心理活动状态。
“霸州枪杀案”给了我们如下警示：一、精神文明建设任重道远，几千年的封建糟粕文化贻毒非浅，须花大力气方能清除。二、无论是哪一类公职人员，都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，不断克服自身弱点，严以律己，严格守法；要彻底转变旧的特权观念，克服特权思想，甘做人民公仆。三、各级领导都应带好自己的队伍，管好自己的人，做好自己的事。要花大力气搞好队伍建设，用正确的理论思想教育和培养优秀人才。四、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职责，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专政机关。因此，素质教育当常抓不懈，持之以恒，耳提面命。公安干警的心理健康问题更是不容忽视，如何更好地提高其心理素质与如何有效地发挥其职能作用同等重要，这点理应引起各级领导和社会的关注与重视。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宋浩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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